阿夫多季娅（或叶夫多克西娅）·尼基季什娜·库克什娜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馆是在某城的一条新近火烧过的街上（我们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烧一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门上歪歪斜斜地钉着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拉铃的把手。来访的客人走进穿堂便遇到一个女人，她既不像用人，又不像陪伴女人（这是一些穷贵族的妇女，寄食在有钱的贵族家里，靠女主人的恩惠生活。像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日常工作。），头上戴着一顶包发帽——这很明显地表示这家的女主人是有进步倾向的。西特尼科夫问，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不是在家。

“是您吗，Victor（法语：维克多。（这是西特尼科夫的名字。））？”隔壁房里传出一个尖细的声音，“进来吧。”

戴包发帽的女人马上不见了。

“我不止一个人。”西特尼科夫说，他大胆地看了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一眼，很快地脱下他的短外衣，下面露出一件又像背心又像上装的衣服。

“不要紧，”那声音答道，“Entrez（法语：进来。）。”

三个年轻人走了进去。他们走进的屋子与其说是客厅，还不如说是工作室倒更恰当。文件、书信、一本一本厚厚的俄文杂志（一大半杂志的篇页都是没有裁过的）凌乱地堆在那些满是灰尘的桌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香烟头。一个年纪还轻的太太斜靠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她一头淡黄色头发有些乱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干净的绸衫，短短的胳膊上戴着一串粗镯子，头上包着一方挑花帕子。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拿了一件配着已经发黄的银鼠皮里子的天鹅绒小外套披在肩头，懒洋洋地说：“您好，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

“巴扎罗夫，基尔萨诺夫。”他学巴扎罗夫的样子简短地介绍道。

“欢迎。”库克什娜说，她的圆圆的眼睛望着巴扎罗夫，两只眼睛中间是一个孤零九*九*藏*书*网零的小而发红的朝天鼻子。“我知道您。”她又说，也跟他握了手。

巴扎罗夫皱起眉头。这个面貌并不好看、身材瘦小的解放的妇女并不怎样叫人讨厌；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给人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问她：“你怎么啦？你饿了吗？还是厌烦吗？还是不好意思吗？你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她和西特尼科夫一样，老是带一种心神不定的样子。她讲话、动作，都没有一点儿拘束，但同时又很笨拙；她显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可是她的一举一动都叫人觉得这并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像小孩所说的那样：“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是说，既不朴实，也不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扎罗夫，”她又说了一遍（她也有着许多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太太们所特有的、跟人初次见面就称姓的习惯），“要不要抽一支雪茄？”

“雪茄当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说，他已经跷起脚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了，“可是请给我们预备点儿早饭吧。我们实在饿得很；并且请吩咐他们给我们开一小瓶香槟。”

“爱享受的人，”叶夫多克西娅说，她笑了（她笑的时候连上牙的牙龈也露了出来）。“巴扎罗夫，他是一个爱享受的人，对不对？”

“我喜欢生活舒适，”西特尼科夫神气地说，“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这样，它妨碍的；它真妨碍的！”叶夫多克西娅大声说。可是她仍然吩咐女用人去预备早饭和香槟酒。她又转身向着巴扎罗夫，问道：“您的意见怎样？我相信您一定赞成我的意见。”

“啊，不，”巴扎罗夫答道，“就是从化学的观点讲起来，一块肉也要比一块面包好。”

“您是研究化学的吗？那正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胶泥。”

“一种胶泥？您吗？”

“是的，我。您知道做什么用吗？做洋娃娃，让它们的头不容易弄破。您看，我也是很实际的。可是还没有完全弄好。我还得念李比希呢。哦，您念过基斯利亚科夫在《莫斯科新闻》（《莫斯科新闻》，官方报纸，一七五六年创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采取了最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发表的那篇论妇女劳动的文章吗？请您念它一遍。我想您对妇女问题一定感兴趣吧？您对学校也感兴趣吧？您这位朋友怎样？他叫什么名字？”

库克什娜夫人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气，接连这一句一句的问话，也不等别人回答，好像娇养惯了的小孩对他们的奶妈讲话一样。

“我叫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基尔萨诺夫，”阿尔卡季说，“我什么事也不做。”

叶夫多克西娅大声笑起来。

“多漂亮！怎么，您不抽烟吗？喂，维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气呢。”

“为什么？”

“我听人说您又在恭维乔治·桑（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中民主派的代表。）了。她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女人，再没有别的！怎么能够拿她跟爱默生（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学，她什么都不懂。我相信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胚胎学这个名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胚胎学怎么成呢？（叶夫多克西娅甚至张开两手。）叶利谢维奇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是一位天才的先生。（叶夫多克西娅习惯用“先生”来代替“人”的字眼。）巴扎罗夫，坐到沙发上我旁边来。您也许不知道，我很害怕您。”

“为什么呢？请问。”

“您是一个危险的先生：您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上帝啊！多可笑，我讲话就像乡野地方的地主太太。不过我倒真是一个地主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产，您想一想，我那个管理人叶罗费是一种古怪的人，就跟库柏的拓荒者（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著有描写北美殖民地化的著名连续长篇小说，总书名叫做《皮袜子》，《拓荒者》是其中的一本，同时也是那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别名。）一样，他是个不用脑筋的粗人。我后来就在这儿长住下来了；这座城市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座城市同每座城市一样。”巴扎罗夫冷冷地答道。

“这儿的人关心的都是那些极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总是到莫斯科去过冬天……可是现在我那位宝贝丈夫麦歇（法语“先生”的译音。）库克兴住在那儿。而且莫斯科现在——啊，我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它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想到外国去；去年我差一点儿就动身了。”

“当然，是到巴黎去吧？”巴扎罗夫问道。

“到巴黎和海得堡（德国西南部巴敦州的城市，设有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为什么要到海得堡？”

“对不起！唔，朋孙（朋孙（1811—1899），德国化学家。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八九年间是海得堡大学的教授。）在那儿！”

这句话叫巴扎罗夫回答不出来了。

“Pierre（法语：彼也尔，即彼得。）·萨波日尼科夫……您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

“对不起！Pierre·萨波日尼科夫……他还是老待在利季娅·霍斯达多娃家里。”

“我也不认识她。”

“唔，就是他答应陪我去。谢谢上帝，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儿女……我说了什么：！不过这是不要紧的。”

叶夫多克西娅用她那被烟草熏成棕色的手指卷好一支香烟，用舌头舐了一下，吸了吸，然后点燃它抽起来。女用人端了一个托盘走进来。

“啊，早饭端来了！你们要不要吃一点儿？维克多，开酒瓶；这是您的事情。”

“我的事，我的事。”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说，又尖声笑起来。

“这儿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吗？”巴扎罗夫喝光了第三杯，问道。

“有倒是有的，”叶夫多克西娅答道，“可是她们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mon amie（法语：我的女朋友。）奥金佐娃就不难看。可惜她的名誉有点儿……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她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开阔的胸襟……什么都没有。整个教育制度需要改革。我已经把这个问题仔细地想过了：我们女人简直没有受到好教育。”

“您拿她们简直无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说，“她们应当受人轻视，我就完完全全地瞧不起她们！（西特尼科夫平日只要有轻视别人的机会，无论是心里感到或口头说出自己的轻视，他都会觉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欢攻击女人，他决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命运会叫他拜倒在他妻子的脚下，只因为她是一个杜尔多列奥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们里头就找不出一个听得懂我们谈话的人；没有一个值得我们这种严肃的人口里讲起的。”

“可是她们完全没有必要来听懂我们的谈话。”巴扎罗夫说。

“您在讲谁？”叶夫多克西娅插嘴问道。

“讲漂亮的女人。”

“什么？那么您赞成蒲鲁东（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反对妇女解放，主张妇女的天职是做母亲和管理家务。）的意见吗？”

巴扎罗夫傲慢地挺起身子。

“我不赞成任何人的意见；我有我自己的。”

“打倒一切权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很高兴现在得到了一个机会在他所崇拜的人面前发表自己尖锐的见解。

“可是连麦考莱（麦考莱（1800—1859），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主要著作有《英国史》（1848—1855）。）本人……”库克什娜说。

“打倒麦考莱，”西特尼科夫大声叫起来，“您要替那些无聊的女人辩护吗？”

“我不是替无聊的女人辩护，我替女权辩护，我发过誓要流尽我最后一滴血来拥护女权。”

“打倒！”不过西特尼科夫马上又打住了，“可是我并不否认女权，”他又说。

“不，我明白，您是一个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一个斯拉夫派，不过当然……”

“不！不！不！您是一个斯拉夫派。您是《家训》（《家训》是十六世纪的一本俄国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候的忤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无非教人怎样治家，男人怎样严厉对待妻子等等。）的信徒。您手里应当捏一根鞭子。”

“鞭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巴扎罗夫说，“可是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滴了……”

“最后一滴什么？”叶夫多克西娅问道。

“最后一滴香槟酒，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最后一滴香槟酒——不是您的最后一滴血。”

“我听见人攻击女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漠不关心地听下去，”叶夫多克西娅继续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与其攻击女人，还不如去念米希勒（米希勒（1798—1874），法国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的《De l'amour》（法语：《爱情论》，一八五九年出版。）。那是一本很好的书！先生们，我们还是来谈爱情吧。”叶夫多克西娅又说，她懒洋洋地把一只手放在压皱了的沙发垫子上面。

突然间大家都不做声了。

“不，为什么要谈爱情呢，”巴扎罗夫说，“可是您刚才讲起一位奥金佐娃，……好像您是这样地称呼她吧？这位太太是谁呢？”

“她是很娇美的，娇美的！”西特尼科夫尖声说，“我要给您介绍。聪明，有钱，又是一个寡妇。可惜她还不够进步；她应当多跟我们的叶夫多克西娅接近。Eudoxie，为您的健康干一杯！让我们来碰杯！Et toc，et toc，et tin-tin-tin！Et toc，et toc，et tin-tin-tin！！！（嗳独，嗳独，嗳丁—丁—丁！嗳独，嗳独，暧丁—丁—丁！！！）”（这是用法国腔摹仿的碰杯的声音。）

“Victor，您是个淘气包。”

这顿早饭吃了很久。第一瓶香槟之后接着第二瓶，第三瓶，甚至第四瓶……叶夫多克西娅一直讲个不停；西特尼科夫附和着她。他们讨论得最久的问题是——婚姻究竟是一种偏见呢，还是一种罪行；人们是不是生来平等的；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等等。叶夫多克西娅后来喝得满脸通红，她用扁平的指尖打着一个音调不谐和的钢琴的键盘，她声音嘶哑地唱起歌来，起初唱着茨冈的歌子，以后又唱色摩尔-希弗（色摩尔-希弗，欧洲作曲家，钢琴家，十九世纪中期不止一次地到俄国举办演奏会。）的抒情歌《瞌睡的格拉纳达睡着了》；西特尼科夫把围巾包在头上，扮着死去的恋人。她唱道：

“你的嘴唇亲着我的，”

“接一个热烈的吻……”

阿尔卡季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诸位，这快要变成疯人院了。”他高声说。

巴扎罗夫这些时候只顾喝香槟，不过偶尔插进一句挖苦的话，他大声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也不向女主人告辞，就同阿尔卡季一块儿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来，跟着他们出去。

“喂，怎样，喂，怎样？”他问道，一面讨好地在他们的左右两边跑来跑去。“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吗！我们得多有几个这样的女人！像她这种性质的女人实在是一个崇高道德的现象。”

“那么爸爸那个铺子也是一个道德的现象吗？”巴扎罗夫指着他们正走过的一家酒铺说。

西特尼科夫又尖声地笑起来。他平素总觉得自己的出身很不体面，因此他对于巴扎罗夫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巴扎罗夫不用“您”却用“你”称呼他），便不知道应该引以为荣呢，还是该生气。